User:KOKUYO
歷史發展
前近代時期
由於臺獨並非是戰後突然萌生的歷史現象,因而有其戰前臺獨歷史進程的歷史縱深[1]。
日治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的世界秩序重新建立[2]。但新秩序中,臺灣一如往昔沒有任何參加意見的空間,依然是淪為列強權力爭衡的棋子[2]。中國在戰爭後期意外得到領有臺灣的機會,於1945年10月25日依盟軍命令統治臺灣[2]。戰後臺灣歸屬中國的初期,一些臺灣人曾在島內自發性地支持、醞釀「815臺獨」,是臺獨活動空間的發軔[3]。但由於當時臺灣人熱烈歡迎中國接收,臺獨不符當時代主流,隨即曇花一現般消逝[4]。
戒嚴體制
不過中國內戰愈趨熾盛,國共兩黨鬥爭不已[2]。臺灣在動亂的局勢下受到牽動,內外主客觀因素交錯影響下,併入中國不足兩年便發生「二二八事件」[2]。加以後續處理欠適當,使得1947年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具備現代意義的戰後臺獨再度蘊生、揚起的一次轉折點,事件本身並直接影響臺獨的發展[5]。黨國一體的中國國民黨敗退來臺灣,顯示著中華民國從此在中國本部消逝[2]。而中國國民黨隨即於1949年10月建立另一個黨國一體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2]。
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於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之不斷擴張深表不滿與憂心,在東亞局勢上對臺灣地位的思索,也在1950年韓戰爆發後有微妙的轉變[2]。外部的國際情勢讓國民黨政府重新得到美國的支持,在臺灣保持住其中華民國的法統,雖力行統一政策,但也確立「客觀的臺獨」(被動下的暗獨)局面[6]。國民黨政府「客觀的臺獨」之局面,依賴美國保護傘隔絕外部的武力攻擊,可是在內部上下層政治權力關係的失衡上,卻須仰賴長期的戒嚴令、及有限制的中華民國憲政法統來穩固其統治基礎[7]。
但為了向美國宣傳其屬「自由陣營」的一員,儘管實施威權統治,仍保留極有限度的民主,孕育出體制內的臺獨種子[2]。威權體制中的選舉經常只是「沒有選擇的選舉」,但依然造成威權體制的嚴重缺口[8]。臺灣島內第一波民主與反對運動,在《自由中國》雷震事件後一度遭挫[8]。但無黨籍人士依舊透過臺灣有限度的局部選舉運動,取得其與國民黨相抗衡的政治舞臺、及微薄的政治地位,形成1970年代中期之後島內第二波的反對運動風潮[9]。
「美麗島事件」是黨外力量重新洗牌的分水嶺,也是島內臺獨訴求意外被公開的一次契機[10]。在「黨外」的旗幟下,島內民主運動、黨外人士以臺灣不斷的局部選舉運動累積豐沛民主能量[9]。而臺獨之企求也只能在有些黨外的民主訴求中交雜、隱晦偷渡,而不敢、不能成為黨外的主要訴求,或還未全然瞭解、認同、服膺臺獨之訴求[9]。
海外展開
「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政府」之政權日趨穩固,迫使以本島人為主的海外臺獨赴日、美等地發展,在遠離家園的異鄉國度耕耘起「失根的臺獨」[11]。廖文毅早期先以香港為中繼站,隨即於1950年東渡日本奠定基礎,成為日本臺獨系統的發韌者,但也遭國民黨政府情治單位離間[12]。後來王育德主導的《臺灣青年系統》成為日本臺獨的中堅力量,並在1970年代以前成為臺獨的中心[12]。另一方面,3F是美國臺獨的發韌[10]。隨著臺灣留學生逐漸以美國為主要留學國,留學生亦成為海外臺獨的新血輪,使得海外臺獨的發展重心轉移至美國[13]。
但面對國民黨政府對島內的威權統治,海外臺獨只能在海外徒呼負負[13]。相較於島內早期黨外民主運動的小心謹慎,具有臺灣傳統士紳及留學生身份之早期海外臺獨,其主張便常趨向於激進[7]。革命與暴力的手段不僅令國民黨政府視之為寇讎,連當時同情臺獨的美國政府及國會議員都不免要與其劃清界線[7]。在經歷過武力抗爭的狂潮風暴後,隨著島內政治民主化、本土化發展日漸有成,美國等海外臺獨運動從革命團體,逐漸採行更加穩健、溫和的路線,運動重點轉變為於美國國會工作[14]。
1970年代以後,海外臺獨之組織化更趨成熟,其中張燦鍙成為「臺獨聯盟」(WUFI)任期最長的主席[12]。陳唐山與蔡同榮與是早期海外臺獨轉型及務實溫和派的代表人物,使國會工作及國際外交成為海外臺獨的施力所在[4]。「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的國會遊說與推動公投等工作,透過美國國會的運作、以及與各國外交上的聯繫與交涉,來爭取臺灣權利[10]。張丁蘭則催生「臺灣人權協會」(FAHR),從事人道救援工作[10]。
黨外在追求島內民主化之際,海外臺獨雖然無法直接參與島內的事務,卻透過各種管道影響黨外的民主思潮[8]。一些黨外人士越洋到日本、美國等地汲取海外臺獨之思想,攜回臺灣的不僅僅是民主的靈感,亦夾帶海外臺獨的種子,啟示民進黨成立後的臺獨走向[8]。無論是在政治救援、人權運動、國會遊說、國際外交,或是與島內臺獨力量的聯繫,海外臺獨都展現積極的作為,讓臺獨成為一種可能奮鬥的目標,為日後回歸臺灣發展奠立札實的基礎[13]。
整合匯聚
1990年代以降,島內明獨政黨民進黨、暗獨的李登輝路線、加上海外臺獨的回歸,三方匯聚成島內臺獨的強大力量,但臺獨的發展與演變也與中美國際強權等多方的角力息息相關[10]。隨著解嚴等一連串臺灣的民主大變動,威權體制漸趨瓦解,不僅島內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各項新思維、新主張紛然雜陳,令經歷這段大時代的人們目不暇給[7]。《刑法》100條的刪修,標示臺灣言論自由時刻的來臨,於此情境下,各式臺獨進程的訴求不過是言論自由的一環[7]。
加之島內黨外民主運動的傳承力量——民進黨更在黨章列明,欲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來建立臺灣共和國,無疑地已使「建制的臺獨」之鼓吹登上中華民國法統體制內外[7]。不過民進黨身為本土臺獨的代表性力量,外部必須面對近半世紀國民黨身根柢故的統治權威,內部必須整合各方派系的臺獨共識,充滿折衝和妥協[15]。民進黨不僅打破國民黨長期的一黨執政和壟斷,也在配合、試驗與「第一位臺灣人總統」李登輝的鬥爭、競爭與合作關係[15]。
「第一位臺灣人總統」李登輝在其充滿戲劇性的權力爭奪戰,臺獨始終是執政時期的雙面刃[1]。不過李登輝最後成為整合臺獨的是力之一,在臺獨進程的歷史地位上扮演一定角色[16]。「李登輝路線」在國民黨成為主流之後,大量接受早期黨外到民進黨、甚至海外臺獨許多民主化、本土化的主張與觀念[8]。李登輝個人不同時期的發言紀錄與論著,亦可觀察其思想轉變脈絡[10]。這些訴求的背後是臺獨賴以滋養與茁壯的土壤,而李登輝執政12年的利弊得失,也不免陷入其所造成的臺獨進程之疑義風暴當中[9]。
解嚴以來,臺灣島內成為臺獨發展的主力,漸次取代之前日、美等地的臺獨團體對整個臺獨之先行啟發的顯要地位[7]。海外臺獨為了免於永久成為「失根的臺獨」,終究必須回歸臺灣以追求臺獨的終極實現,漸將工作重心移回臺灣[15]。1990年代,迨主客觀條件成熟之後,海外臺獨終於回歸定根臺灣,既衝破「黑名單」的桎梏,也讓臺獨正式公開透明化,卻面臨不亞於海外困境的現實挑戰[17]。至1990年代末,在中國日漸崛起的霸權威脅、以及美國為首的國際陣營對臺獨的制約下,曾經有過樂觀的臺獨進程又陷入鈍化[18]。
政黨轉型
「明獨」之趨勢發展,鑑於戰後長期以來島內外種種主客觀因素環境的演變對臺獨的制約,各臺獨進程階段之「明獨領導層」為順應情勢、和國際現實條件許可下,不得不在臺獨訴求與策略上有所調整,而兼顧理想與現實走上轉型之路線[18]。其中民進黨臺獨訴求從黨外至創黨曲折前進,如何在落實臺獨黨魂的基礎下邁向執政,成為一大考驗[15]。2000年總統大選後的新局勢,長期主張「建制的臺獨」及「法理的臺獨」之政黨上臺[7]。
在國際及島內族群認同分歧的多重壓力下,「明獨」執政免不了要走李登輝的「暗獨」路線,拿中華民國體制當護身符,而徐圖未來可能的臺獨進程[7]。不過當進入體制成為執政者後,臺獨者不斷地測試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獨進程的容忍底線,技巧性地為臺獨進程尋到合宜的地位[7]。
海外臺獨部分的資料,隨著主事者相繼來臺,這段臺獨在異地發展的許多相關史料、或是其人其事的傳記、言論集及回憶錄一一問世[10]。在2003年,「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舉辦一場「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臺灣人運動演討會」,許多島內外老、中、青三代臺獨運動工作者同時共聚會議,發表首次公開的口述史料[10]。
類型定義
「臺灣獨立」(簡稱「臺獨」)一詞在戰後具有多層、多樣的歷史意涵與定位,並具有高度政治爭議性[19]。戰後「臺獨」所代表之實質意涵,一般可以從「臺獨團體」、「臺獨訴求」、「臺獨策略」、「臺獨趨勢」、或者「臺獨進程」等各種不同層面來界定,且基本上都屬於臺灣獨立運動的討論範疇[20]。但由於研究者對臺獨的定義不明,以致常導致莫衷一是的混淆與費解[1]。為了跳脫「一個臺獨,各自表述」的無謂爭論,陳佳宏在有關研究中,對「臺獨進程」提出五階段論:客觀的臺獨、實質的臺獨、主觀的臺獨、建制的臺獨、法理的臺獨[21]。
實質獨立
在「臺獨進程五階段論」中,「客觀的臺獨」、「實質的臺獨」、「主觀的臺獨」由於未明白標舉出以臺灣為名、為內涵的國家體制,基本上其主權獨立的現狀是以中華民國之法統體制為寄生體,此三階段另定義為「實質獨立/暗獨」(de facto independence)[7]。無論其國家謂稱為何,客觀上確實為一獨立的存在[22]。其中,「客觀的臺獨」定義為於臺灣及其附屬島嶼之地理空間上、擁有一定的人民,並有一個自主、無上位宰制的政權統治,即具備「領土」、「人民」、「實質統治的政府」、以及「與他國交往的能力」等國家組成要件[7]。
「實質的臺獨」定義為政權之合法性,來源於臺灣島這個地理空間上的所有住民之授予,即國民主權國家[7]。「主觀的臺獨」定義為除具備「客觀的臺獨」之要件外,並且臺灣住民中的壓倒性多數(包括政權掌控者)都認同、信服臺灣確實已然獨立自主為一個國家,此關鍵在於臺灣住民之政治認同趨向[7]。
法理獨立
在「臺獨進程五階段論」中,「建制的臺獨」及「法理的臺獨」是毫無隱諱的以臺灣為名、以臺灣內涵為法統建制的臺灣獨立,此二階段定義為「法理獨立/明獨」(de jure independence)[7]。「建制的臺獨」定義為將臺灣的所有建制「名實相符」化,例如擁有代表並以臺灣為名(圖騰)、為內涵的國旗、國歌、國憲、國號等[7]。「法理的臺獨」定義為以前述四階段臺獨進程為基礎,能於國際上得到大部分(主要)國家的承認,並加入聯合國,成為正常的主權國家,如此則為百分之百的臺獨[7]。
運動類型
理論宣言
海外臺獨是戰後臺獨相當重要的部分[1]。在島內尚屬於威權政治之時期,唯一可以提供臺獨表達意見、闡述理念的地方,幾乎只有國民黨政府力量無法直接掌控的海外[1]。因此,以日本為初期發展基地,並擴及美洲、歐洲等地的海外臺獨,在戰後臺獨之發展與演變的過程居極其重要的地位[1]。這些海外臺獨的相關論著與資料,包括當事人自身通論性的傳記或口述史料,及組織團體間運作宣傳的重要機關雜誌(《臺獨》、《臺灣青年》、《美麗島週報》等),皆帶有政治及宣傳的意味[10]。
不過彭明敏「《臺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亦與臺獨直接相關,並影響海內外臺獨訴求之發展[10]。而海外臺獨之手段、工作方式,及主張、訴求和策略演變,亦啟發與影響島內黨外民主運動[7]。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島內的黨外領袖及後來的民進黨人士,往往渡海至美、日等地「取經」,透過與海外臺獨之交流,來強化本身對臺灣民主前景和主權地位的信心與堅持[7]。
民主運動
當1950年代以降,海外臺獨在日、美等地發展時,島內的臺獨進程相對落後,對臺獨的認識與態度仍是不清與隱晦[10]。儘管臺灣島內民主運動中對臺獨曖昧,早期的黨外運動對臺獨進程之推展仍有所助益,許多從事臺獨的人士便是臺灣當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工作者[4]。此時在威權臺灣空隙下蘊生的反對運動、黨外運動及民主運動,所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戒嚴體制的解除、言論自由的突破、與民權的落實,然而不少便隱含臺獨的元素[4]。
在「美麗島事件」後之軍法大審理,事件當事人善用歷史的關鍵時機為臺獨發聲,使臺獨與民主能夠並行不悖,而成為解嚴後一股沛然的政治趨力[1]。細究反對運動、黨外運動及民主運動訴求所將導致的結果,毋寧是提供一個鼓吹及主張臺獨、臺灣化的有利條件,成為解嚴後推動臺獨進程的深厚基礎[4]。同時其漸將中華民國法統斷送,割裂與中國大陸的諸般牽扯,無疑又給予「實質的臺獨」及「主觀的臺獨」一個滋長的空間[7]。
團體參政
至1970年代起,戰後臺獨已經逐漸有一個整合的形勢呈現[1]。首先是黨外的旗幟下,匯聚成抗衡國民黨的陣營[1]。只是民主化的訴求始終較易形成黨外之共識,而直接的臺獨訴求在黨外陣營中較為不顯、曖昧[1]。戰後第一個真正反對黨的成立,標示威權體制的「組黨」缺口已然破裂[1]。但民進黨對臺獨的欲迎還拒,係承襲黨外對臺獨的曖昧傳統[1]。同時間,海外臺獨也不願自外於解嚴後島內的新形勢,而紛紛回歸臺灣以求使臺獨落地生根,但回歸後亦面臨挑戰[1]。
武裝革命
有些海外臺獨借鏡過去第三世界國家對抗獨裁政權成功的經驗,而鼓吹激昂的建國誓言,欲走一條體制外的革命路線,甚至與數起暗殺及暴力行動有關[13]。如此激烈的行動,除了引來美國政府的關切外,對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海外臺灣人社群,革命路線亦不易得到支持[13]。
各界反應
臺灣自身創造許多奇蹟,無論是經濟上的成就,或是解嚴以來未經流血動亂的民主成果[22]。不過對於臺灣現狀的客觀描述——臺獨,一路走來遮遮掩掩[22]。由於具備相當的彈性及適應力,臺獨成為戰後臺灣政治的一個走向[1]。另一方面,由於文字語句有「字面意義」與「指涉意義」,「臺獨」一辭照其戰後以來的意涵演變,已經離字面意義「臺灣獨立」愈來愈遠,而偏向某些特殊意涵的指涉意義[7]。論者將臺灣戰後以來的許多政治、社會、文化運動都擴大解釋為一種臺獨[22]。
政府體制
雖然臺獨並非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產生,但具備現代意義的臺獨自戰後開始[7]。戰後臺灣真實地脫離日本帝國這個「母體」,被併入另一個中國「母體」,旋於1949年後又與「母體」分離,以中華民國的軀殼裝載臺灣[22]。1971年被排除出聯合國後,縱使讓代表中國的迷夢破碎,臺灣依然乘載此中國「母體」的包袱,包括整個國家的政府體制、意識思維依然壟罩在中國的身影下[22]。解嚴後,臺灣漸漸拋棄舊法統包袱[22]。
進入1990年代之後,島內政治情勢改變,使得停滯已久之臺獨進程獲得躍升,突破國民黨政府長期所建構之「客觀的臺獨」,而朝「實質的臺獨」、「主觀的臺獨」邁進[23]。「李登輝路線」或是國民黨的本土化走向,即是依循著臺灣民主歷程自然形成的時代潮流,掌握解嚴後10幾年來臺灣的民意主流,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成為三位主要參選人不易跨越的鴻溝[7]。
學術研究
戰後臺灣史研究長期以來是歸屬於「中國史學」的大架構內,與戰後臺灣重歸中國版圖之政治處境相若[10]。而且隨著戒嚴及威權體制的主控臺灣全局,為著實際政治上的需要,「中國史學」範疇裡之「臺灣史研究」自然沾染著濃厚之政治工具性[10]。直到政治權威的解除,戰後「臺灣史學」才隨著臺灣經驗的深化與擴充而逐漸確立[10]。但正因為「中國本位史觀」長期掌控臺灣史的詮釋,對照出當前臺灣史研究更多的新異解釋空間[10]。
「臺灣史學界」在臺灣史研究的各項領域如雨後春筍般蓬勃[10]。但由於發展時間不長,所以即使到了1990年代初期,其職業化的基礎仍相當薄弱,讓後繼研究者有更多發展的可能[10]。
民間社會
在威權統治及制式教育的洗禮下,人們被灌輸教條、謊言與神話,渾然不知「母體」早已消失[22]。體現臺灣現狀之一的臺獨,長期遭受「汙名化」的待遇,而鮮少理性的思考[22]。在許多人的意象或認知裡,「臺灣」與中世紀的「英格蘭」、「法蘭西」、「義大利」一般,不過是個地理名詞[22]。不過已經深化民主的臺灣,一切正當權力基礎的來源既然根植於臺灣全體住民,那麼本土化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而本土化必然走向臺灣化[7]。
在不少中華民族主義信念堅定者的眼中,本土化與臺灣與臺獨無異,是披著中華民國外皮的暗獨[7]。而例如王曉波、馬起華、及南方朔等幾位論述者,其著作常是站在負面角度來看待臺獨之發展與演變[10]。長期與海外臺獨留學生處於對立面的國民黨學生,在馬英九等人主導下編有《波士頓通訊》,對海外臺獨亦有近身觀察與負面批判[10]。這一些論述海外臺獨的負面評價資料常在臺獨面臨分裂、衝突或是遭瓶頸時,給予毫無保留地揭露[10]。
其他反應
中國大陸
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臺灣一刻,卻稱臺灣不能脫離「它」而獨立,更進而在國際社會間,與列強共同建構「一個中國」的虛擬幻境[22]。中國方面對臺獨的論述,多是環繞在美國因素、美帝介入等觀點[10]。從美國的外交檔案或是國會紀錄裡有關臺獨議題的部分來分析,中國學者之論據不全為誣[10]。此外,中國學者對臺獨理論、臺獨組織、路線及方針等,有其迥異於臺灣內部的思索方向,對臺灣內部的民主化和本土化運動,常視之為各種類型的臺獨,尤其對「李登輝路線」的批判更是不遺餘力[10]。
臺灣至今無法成為一個在法理上完備之「名實相符」的正常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阻礙是其中原因之一[22]。在對岸動的輒武力威脅下,使得不少人對臺獨戒慎恐懼,甚至將其視為毒蛇猛獸、與戰爭劃上等號,聽到臺獨便全然排斥,甚且失去理性思索的空間[22]。
美國
臺獨與國際情勢的演變經常是一個「時序錯置」的運動,其中以美國的意向最為顯著[23]。不少早期論述臺獨者總將臺獨與帝國主義劃上等號,尤其是美帝的介入[7]。戰後美國對臺灣問題存在著許多的想法與企圖,但不是單向式地想造成何等的臺灣局面[7]。以現實作準則,美國對臺灣未來的政策規劃是植基在整個亞太、乃至國際局勢思考脈絡下的架構[7]。在韓戰爆發後,美國對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取捨產生轉變[7]。然而,冷戰策略的轉向、以及終究必須面對中國存在的現實,美國默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步開展其國際空間[23]。
國際社會
當戰後初期國際情勢有利於臺獨發展時,臺獨(法理獨立)本身實力不足,加以國民黨政府(暗獨)自縛退路而一再錯失良機[23]。1970年代以前,美國基於冷戰圍堵策略,為了抵制原屬蘇聯陣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漠視事實,而讓國民黨治下之臺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聯合國裡代表整個中國,致使聯合國大會年年上演中國代表權之爭[24]。但當國民黨政府仍堅持名實不符的法統、不肯與任何臺獨進程沾染關係,以致喪失先機失去聯大席次,以及在國際社會節節敗退,連帶使臺獨進程陷入困境[24]。
當臺獨於1990年代在島內合流、並整合各方臺獨勢力,而漸躍居臺灣主流政治意識時,國際間沒有臺獨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反而制約臺獨的進程[23]。外部因素除了日漸增強的中國壓力之牽制外,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力量基於本身的國家利益,亦不願輕易與興起的中國強權為臺獨而發生衝突[24]。
民意調查
造成影響
政治案件
威權政治體制下的臺灣,在白色恐怖的環境裡幾乎毫無臺獨鑽探的縫隙[10]。然而,國民黨政府情治單位動輒以臺獨入罪於政治犯,造成冤案、假案、錯案頻生[10]。於是造成在威權政治體制下的政治事件或白色恐怖案件,留下的檔案資料充滿捏造紀錄,臺獨案件中與臺獨的牽連可能具虛妄成分[16]。或是臺獨繫獄相關者誇稱己身或旁人的臺獨事蹟,皆使這些臺獨事件真假難辨,也易誤導研究者的解讀[10]。其中有臺獨疑義的政治案件包括「蘇東啟案」、雷震組黨事件[10]。
族群認同
島內族群政治認同之分歧和對抗,是阻礙臺獨進程的要素之一[23]。臺灣族群間對以福佬人居主流之邁向「建制的臺獨」的不信任和充滿疑慮,不但未因公眾意見能充分表達及溝通而獲得緩和,許多人反倒將臺獨視為魔咒,深根柢固地壟罩在心頭,成為一塊揮之不去的臺獨陰影[7]。
文化認同
相關研究
昔日臺獨研究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跟學術研究絕緣[22]。戒嚴時期對有關臺獨議題作論述的文章,多是發端、植基於特定意識形態、政治目的或政治需求之上,極少是從學術文字的角度出發[25]。多數所謂臺獨之「研究成果」的作品問世,多半不是國民黨政府、反臺獨者的充滿撻伐之作,便是臺獨者的政治運動宣傳[25]。其中一些文章發表在反臺獨立場強烈之期刊上,欠缺邏輯上一致的史觀、疏漏錯誤之處不少,「美麗島事件」前後是其出現的高峰期[10]。這反映那樣政治時空條件下,當權者及某部分臺灣人對臺獨的解讀及看法[10]。
拜臺灣民主化、自由化所賜,學界的研究隱晦隨著政治力的消退而一一解禁,加上已累積更多臺獨相關史料及研究論著基礎,學術上的臺獨研究有寬廣的開拓空間及可能性[22]。但以「臺獨」作為主題之研究成果依然極其有限[10]。從事有關臺獨的研究者常被賦予太多政治的聯想,有時不免被臆測其政治傾向,甚至用有色眼光來看待其研究成果[7]。
在臺灣史學界之外,法國學者克勞德(Claude Geoffroy)雖有《臺灣獨立運動:起源及1945年以後的發展》之著作,架構堪稱為整,將臺灣島內外之臺獨、及反對運動作總回顧[10]。但限於作者本身的生長環境(外國人的觀點侷限)等主客觀條件,因此其研究的深度有所不足[10]。旅居美國的劉添財長期留意海外臺獨的發展與演變,並有數本主要關於海外臺獨的研究論集,以負面的評述居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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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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