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KOKUYO

歷史發展

臺獨並非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突然產生歷史現象，戰前的臺灣已經在不同的時間點留下臺獨進程的歷史痕跡，17世紀的鄭王朝、18世紀清帝國、乃至20世紀日帝國時期皆可描繪出臺獨的身影。戰後臺灣獨立運動之發展與演變也曾經曾這些片段的臺獨歷程中，連結並尋覓其臺獨靈感。不過具備現代意義的臺獨仍是自戰後開始。戰後臺灣真實地脫離日本帝國這個「母體」，被併入另一個中國「母體」，旋於1949年後又與「母體」分離，以中華民國的軀殼裝載臺灣。

日治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形塑的新世界秩序重新建立，依全球殖民地紛紛獨立的歷史浪潮，理應提供臺獨一次歷史良機。中國在戰爭後期意外得到領有臺灣的機會，於1945年10月25日依盟軍命令統治臺灣。戰後臺灣歸屬中國的初期，一些臺灣紳商基於個人利益，曾在島內自發性地支持、醞釀「815臺獨」，是臺獨活動空間的發軔。但由於當時絕大多數臺灣人熱烈歡迎中國接收，謀策臺獨不符當時代主流與意向，而難以得到迴響，隨即曇花一現般胎死腹中。

戒嚴體制

隨著中國內戰愈趨熾盛，國共兩黨鬥爭不已。臺灣在動亂的局勢下受到牽動，內外主客觀因素交錯影響下，併入中國不足2年便發生「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府後續未能適當地「二二八事件」處理善後，進而埋下仇恨。這使得1947年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具備現代意義的戰後臺獨重新蘊生、揚起的一次轉折點，事件本身並直接影響臺獨的發展。1949年，黨國一體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敗退來臺灣，顯示著中華民國從此在中國本部消逝。而中國共產黨隨即於1949年10月建立另一個黨國一體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

站在中華民國角度而言，這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中華民國」（臺灣）分離出去，一方面造成「新中國」的建立，另一方面也形成「客觀的臺獨」之形勢。隨著1950年韓戰之爆發、冷戰架構的形成，國民黨政府在臺灣之「客觀的臺獨」獲得確保。其中，國民黨政府「客觀的臺獨」之局面，依賴美國保護傘隔絕外部的武力攻擊。在內部上下層政治權力關係的失衡上，則仰賴長期的戒嚴令、及有限制的中華民國憲政法統，來穩固其統治基礎。

臺灣島內第一波民主與反對運動，在1960年對《自由中國》雷震組黨事件之壓制後一度遭挫，也暴露國民黨政府威權的真實性格。雷震在出獄後未停止其對臺灣前途的關注，並於1972年1月發表《救亡圖存獻議》。另外在1964年9月，彭明敏發表《臺灣人自救宣言》，在臺獨啟蒙上有其歷史意義。無黨籍人士依舊透過臺灣有限度的局部選舉運動，取得其與國民黨相抗衡的政治舞臺、及微薄的政治地位，形成1970年代中期之後島內第二波的反對運動風潮。

1997年底「美麗島事件」之大逮捕，雖是黨外一次重大的挫折，但其歷史意義與影響力卻在隔年春的軍法大審之臺獨陳述裡徹底發酵。「美麗島事件」是島內臺獨訴求意外被公開的一次契機，也是黨外力量重新洗牌的分水嶺。這批由受難者家屬及辯護律師群為主的黨外生力軍，在隨後的選舉中紛紛嶄露頭角，重建與國民黨爭衡的政治舞臺。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的組成，突破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的組黨封鎖。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島內臺獨奮力衝撞威權政治體制，幾乎所有臺獨鎂光燈都聚焦於民進黨身上。

海外系統

「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政府」之政權日趨穩固，迫使以本島人為主的海外臺獨菁英遠渡重洋，赴日、美等地發展，在遠離家園的異鄉國度耕耘起「失根的臺獨」。以廖文毅為首，早期先以香港為中繼站，隨即於1950年東渡日本奠定基礎，成為日本臺獨系統的發韌者。後來另一支以王育德為代表主導的《臺灣青年系統》，則吸納一些留學生成員，成為日本臺獨的中堅力量，與臨時政府系統成為競合關係。在1970年代以前，日本臺獨基本上扮演臺獨的中樞角色。另一方面，3F是美國臺獨的發韌。

隨著廖文毅、辜寬敏等人返臺投降，加上供輸海外臺獨新血的臺灣留學生逐漸以美國為主要留學國，使得海外臺獨的發展重心很自然地移轉至美國。相較於島內早期黨外民主運動的小心謹慎，具有臺灣傳統士紳及留學生身份之早期海外臺獨，其主張便常趨向於激進。在經歷過武力抗爭的狂潮風暴後，隨著島內政治民主化、本土化的發展日漸有成，美國等海外臺獨運動從革命團體，逐漸尋求更加穩健、溫和的路線，運動重點轉變為於美國國會工作。陳唐山與蔡同榮與是早期海外臺獨轉型及務實溫和派的代表人物，使國會工作及國際外交成為海外臺獨的施力所在。

無論是在政治救援、人權運動、國會遊說、國際外交等活動，或是與島內臺獨力量的聯繫，海外臺獨都展現積極的作為，讓臺獨成為一種可能奮鬥的目標，為日後回歸臺灣發展奠立札實的基礎。尤其是黨外在追求島內民主化之際，海外臺獨雖然無法直接參與島內的事務，卻透過各種管道將多年的經驗和主張投射在解嚴前後的臺灣島內，影響黨外的民主思潮。解嚴以來，面對臺灣島內已經確定成為臺獨發展主力與主戰場的臺獨新情勢，漸次取代之前日、美等地的臺獨團體對整個臺獨之先行啟發的顯要地位。

海外臺獨為了免於永久成為「失根的臺獨」，終究必須回歸臺灣以追求臺獨的終極實現，漸將工作重心移回臺灣。1990年代，迨「黑名單」等箝制回歸的桎梏枷鎖紛紛解除之後，海外臺獨終主客觀條件成熟下回歸定根臺灣，而一償可以回臺發展臺獨的夙願。這讓臺獨正式公開透明化，後續所需面對的現實與挑戰，其艱難的程度不亞於海外所曾經面臨的困境。

整合匯聚

1990年代以降，島內明獨政黨民進黨、暗獨的李登輝路線、加上海外臺獨的回歸，三方匯聚成島內臺獨的強大力量，但臺獨的發展與演變也與中美國際強權等多方的角力息息相關。隨著解嚴等一連串臺灣的民主大變動，威權體制漸趨瓦解，不僅島內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各項新思維、新主張紛然雜陳，令經歷這段大時代的人們目不暇給。《刑法》100條的刪修，標示臺灣言論自由時刻的來臨，於此情境下，各式臺獨進程的訴求不過是言論自由的一環。

民進黨成立之後，經過1988年4月《417決議文》、1990年10月《1007決議文》之迂迴主張臺獨的歷程，以及受「蔡許臺獨案」（1987年）、「鄭南榕自焚案」（1989年）、「獨臺會案」（1991年）等臺獨事件刺激與激勵，於1991年10月通過一般所謂的《臺獨黨綱》，將「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明文納入其中，使臺獨從此堪稱民進黨的神主牌。

「第一位臺灣人總統」李登輝在其充滿戲劇性的權力爭奪戰，臺獨始終是執政時期的雙面刃。國民黨法統勢力固然懷疑李登輝的臺獨走向，卻苦無實證可撻伐。民進黨也因「李登輝情結」之箝制，而時常陷入臺獨資源被李瓜分的窘境。雖然博取臺獨之支援轉化為己身動能，讓李登輝陷入臺獨疑義之風暴，但同時李登輝最後成為接收、整合臺獨多年奮鬥成果的勢力之一，在臺獨進程的歷史地位上扮演一定角色。

1999年7月，當卸任總統職位愈趨迫近時，李登輝斷然宣示「特殊兩國論」，令臺獨躍升至「主觀的臺獨」之進程，希望造成既成的政治現實，而讓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能夠慢慢接受臺獨將會不斷進階的實況。這種臺獨進程的大躍進連民進黨等明獨力量都深感驚訝，何況是長期將李登輝視為暗獨的國際與國內人士。不過至1990年代末，在中國日漸崛起的霸權威脅、以及美國為首的國際陣營對臺獨的制約下，曾經有過樂觀的臺獨進程又陷入鈍化。

論述轉型

「李登輝路線」或是國民黨的本土化走向，即是依循著臺灣民主歷程自然形成的時代潮流，掌握解嚴後10幾年來臺灣的民意主流，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成為三位主要參選人不易跨越的鴻溝。「明獨」之趨勢發展，鑑於戰後長期以來島內外種種主客觀因素環境的演變對臺獨的制約，各臺獨進程階段之「明獨領導層」為順應情勢、和國際現實條件許可下，不得不在臺獨訴求與策略上有所調整，而兼顧理想與現實走上轉型之路線。2000年，陳水扁帶領長期主張「建制的臺獨」及「法理的臺獨」之民進黨上臺執政，形成總統大選後的新局勢。

相要於李登輝卸任前對臺獨進程的大步推進，陳水扁就任總統職位時發表「四不一沒有」，宣示將所有臺獨進程的主動權完全拋棄。之後一些臺獨立場的舉措反覆、往往常令人摸不著頭緒，讓許多長期堅信臺獨信念的支持群眾大失所望。但在國際及島內族群認同分歧的多重壓力下，「明獨」執政免不了要走李登輝的「暗獨」路線，拿中華民國體制當護身符，而徐圖未來可能的臺獨進程。不過當進入體制成為執政者後，臺獨者不斷地測試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獨進程的容忍底線，技巧性地為臺獨進程尋到合宜的地位。

隨著海外臺獨的歷史幾乎已經到歷史盡頭，步上民進黨後塵而進入中華民國體制內尋求公職身份，最後消融在島內的臺獨洪流裡。部分海外臺獨的資料則隨著主事者相繼來臺，這段臺獨在異地發展的許多相關史料、或是其人其事的傳記、言論集及回憶錄一一問世。在2003年，「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舉辦一場「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臺灣人運動演討會」，許多島內外老、中、青三代臺獨運動工作者同時共聚會議，發表首次公開的口述史料。

類型定義

「臺灣獨立」（簡稱「臺獨」）一詞在戰後具有多層、多樣的歷史意涵與定位，並具有高度政治爭議性。戰後「臺獨」所代表之實質意涵，一般可以從「臺獨團體」、「臺獨訴求」、「臺獨策略」、「臺獨趨勢」、或者「臺獨進程」等各種不同層面來界定，且基本上都屬於臺灣獨立運動的討論範疇。陳佳宏認為臺獨真正的歷史面貌是「臺灣主體性確立的一種歷史過程」，本身是一種「中性」的歷史描述，而不該有過多的美化或妖魔化。

但由於研究者對臺獨的定義不明，以致常導致莫衷一是的混淆與費解。為了跳脫「一個臺獨，各自表述」的無謂爭論，陳佳宏在有關研究中不拘泥於臺獨的「字面意義」，對戰後臺獨之形成與發展提出「臺獨進程五階段論」：客觀的臺獨、實質的臺獨、主觀的臺獨、建制的臺獨、法理的臺獨。陳佳宏認為這可以檢視許多之前被忽視的臺獨元素，以更多元的角度論述臺獨意涵。

實質獨立

在「臺獨進程五階段論」中，「客觀的臺獨」、「實質的臺獨」、「主觀的臺獨」由於未明白標舉出以臺灣為名、為內涵的國家體制，基本上其主權獨立的現狀是以中華民國之法統體制為寄生體，此三階段另定義為「實質獨立／暗獨」（de facto independence）。無論其國家謂稱為何，客觀上確實為一獨立的存在。其中，「客觀的臺獨」定義為於臺灣及其附屬島嶼之地理空間上、擁有一定的人民，並有一個自主、無上位宰制的政權統治，即具備「領土」、「人民」、「實質統治的政府」、以及「與他國交往的能力」等國家組成要件。

「實質的臺獨」定義為政權之合法性，來源於臺灣島這個地理空間上的所有住民之授予，即國民主權國家。「主觀的臺獨」定義為除具備「客觀的臺獨」之要件外，並且臺灣住民中的壓倒性多數（包括政權掌控者）都認同、信服臺灣確實已然獨立自主為一個國家，此關鍵在於臺灣住民之政治認同趨向。其中進入1990年代之後，島內政治情勢改變，使得停滯已久之臺獨進程獲得躍升，突破國民黨政府長期所建構之「客觀的臺獨」，而朝「實質的臺獨」、「主觀的臺獨」邁進。

法理獨立

在「臺獨進程五階段論」中，「建制的臺獨」及「法理的臺獨」是毫無隱諱的以臺灣為名、以臺灣內涵為法統建制的臺灣獨立，此二階段定義為「法理獨立／明獨」（de jure independence）。「建制的臺獨」定義為將臺灣的所有建制「名實相符」化，例如擁有代表並以臺灣為名（圖騰）、為內涵的國旗、國歌、國憲、國號等。「法理的臺獨」定義為以前述四階段臺獨進程為基礎，能於國際上得到大部分（主要）國家的承認，並加入聯合國，成為正常的主權國家，如此則為百分之百的臺獨。

國家定位

早在臺獨仍具極端排他性的時代，彭明敏在1964年發表《臺灣人民自救宣言》，宣言裡強調「不分省籍，竭誠合作」的信念，是「臺灣命運共同體」的先聲，也是臺獨走向包容、團結臺灣各種不同族群的正當訴求。到了1970年代，面對臺灣被排除於聯合國之外的變局，兩股非屬黨外主流政治領域之臺獨自救的理論論述顯現，兩者在原本思考中華民國國家定位的問題，希求臺灣能在艱難的國際困局中，擺脫舊中華民國法統、而創建新民主國家。

其一是甫出獄不久的雷震所力陳的《救亡圖存獻議》，開宗明義呼籲「從速宣布成立『中華臺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of China-Taiwan）」的構想。儘管雷震本人從不承認其為臺獨，但要求在臺灣透過修改國號、制憲等展示主權的方式，建構臺灣主權獨立的國家。另一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三次國是與人權宣言，呼籲國民黨政府正視臺灣人民的臺獨自決權利。「美麗島事件」黨外菁英的臺獨論辯，基本上不脫雷震與長老教會兩者的範疇，且與1964年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之理念有若干契合點。

運動類型

理論宣言

海外臺獨是戰後臺獨相當重要的部分。在島內尚屬於威權政治之時期，唯一可以提供臺獨表達意見、闡述理念的地方，幾乎只有國民黨政府力量無法直接掌控的海外。因此，以日本為初期發展基地，並擴及美洲、歐洲等地的海外臺獨，在戰後臺獨之發展與演變的過程居極其重要的地位。這些海外臺獨的相關論著與資料，包括當事人自身通論性的傳記或口述史料，及組織團體間運作宣傳的重要機關雜誌（《臺獨》、《臺灣青年》、《美麗島週報》等），皆帶有政治及宣傳的意味。

雖然彭明敏「《臺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與臺獨直接相關，並影響海內外臺獨訴求之發展。不過相對於雷震或彭明敏在臺灣島內鼓吹民主或散播臺獨種子的遮遮掩掩，不受國民黨政府羈絆的海外臺獨，根本無需遮掩其臺獨企圖，其言論空間顯得格外地海闊天空。作為純粹的臺獨，海外臺獨之手段、工作方式，及主張、訴求和策略演變，啟發與影響島內黨外民主運動，並擔當島內臺獨的啟蒙先行者。

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一些島內的黨外領袖及後來的民進黨人士，往往越洋到美國、日本等地汲取海外臺獨之思想，透過與海外臺獨之交流，來強化本身對臺灣民主前景和主權地位的信心與堅持。同時其攜回臺灣的不僅僅是民主的靈感，亦夾帶海外臺獨的種子。許多反對運動之改革訴求都源自於海外臺獨，而一些黨外及民進黨的要角也深受海外臺獨之影響，並啟示民進黨成立後的臺獨走向。

民主運動

當1950年代以降，海外臺獨在日、美等地發展時，島內的臺獨進程相對落後，對臺獨的認識與態度仍是不清與隱晦。儘管臺灣島內民主運動中對臺獨曖昧，早期的黨外運動對臺獨進程之推展仍有所助益，許多從事臺獨的人士便是臺灣當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工作者。此時在威權臺灣空隙下蘊生的反對運動、黨外運動及民主運動，所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戒嚴體制的解除、言論自由的突破、與民權的落實，然而不少便隱含臺獨的元素。

1970年代之後，島內民主運動、黨外反對人士透過臺灣有限度的選舉逐漸集結在「黨外」的旗幟下，以不斷的局部選舉運動累積豐沛民主能量，取得與國民黨相抗爭的政治舞臺，而臺獨也在黨外的民主訴求中以「自決」主張偷渡。不過因為當時黨外的主要敵人是國民黨，所以黨外的要務是吸納包含統派在內的所有反對運動力量，而不急於在臺獨議題上攤牌。因此黨外對臺獨的臺獨之曖昧企求只能在有些黨外的民主訴求中交雜、隱晦偷渡，而不敢、不能成為黨外的主要訴求，且未必全然瞭解、認同、服膺臺獨之訴求。

在「美麗島事件」後之軍法大審理，特出之處在於事件當事人善用歷史的關鍵時機為臺獨發聲，使臺獨與民主能夠並行不悖。透過全島媒體與國際傳媒全程大篇幅的報導，「臺灣住民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中華民國早已經獨立」、「臺灣獨立也就是中華民國獨立」等臺獨論述首次被公開播送，而成為解嚴後一股沛然的政治趨力。「美麗島事件」意外的發展提前加速黨外的新陳代謝，讓更多的新血成為黨外的骨幹。

細究反對運動、黨外運動及民主運動訴求所將導致的結果，毋寧是提供一個鼓吹及主張臺獨、臺灣化的有利條件，成為解嚴後推動臺獨進程的深厚基礎。同時其漸將中華民國法統斷送，割裂與中國大陸的諸般牽扯，無疑又給予「實質的臺獨」及「主觀的臺獨」一個滋長的空間。

團體參政

早期出身臺灣本土的菁英李萬居、郭國基、郭雨新、吳三連、許世賢等人，基本上是零散的表現，並不是團體主張的呈現。此一結果與國民黨政府對於臺籍人士自主性團體的疑懼，乃至於鎮壓有關。雷震組黨事件橫遭壓抑，給予臺籍政治菁英「殺雞儆猴」的警示效果，令臺灣組織真正反對黨的時間延後20餘年。而至1970年代起，戰後臺獨已經逐漸有一個整合的形勢呈現。首先是黨外的旗幟下，匯聚成抗衡國民黨的陣營。只是民主化的訴求始終較易形成黨外之共識，而直接的臺獨訴求在黨外陣營中較為不顯、曖昧。

另一方面，早在1950年代，廖文毅在日本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正統地位提出臺灣人的挑戰，但也遭國民黨政府情治單位離間。1970年代以後，海外臺獨經過統合，其團體的組織化運作更趨成熟，其中張燦鍙更成為「臺獨聯盟」（WUFI）任期最長的主席。「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的國會遊說與推動公投等工作，透過美國國會的運作、以及與各國外交上的聯繫與交涉，來爭取臺灣權利。張丁蘭則催生「臺灣人權協會」（FAHR），從事人道救援工作。

後美麗島時期的黨外，其活動力與政治手腕更趨靈活。對外不只能與海外臺獨密切交流、汲取更多的臺獨資源與資訊，以加強對台灣主體性論述之深度；對內也逐漸藉由遍組外圍團體的策略，積累並厚植黨外組織政黨的實力。而作為戰後第一個真正反對黨成立，民進黨標示威權體制的「組黨」缺口已然破裂。但最初民進黨對臺獨的欲迎還拒，係承襲黨外對臺獨的曖昧傳統。直到《臺獨黨綱》結束民進黨自黨外以來長期對臺獨的曖昧和依違，而不再對臺獨閃躲，確定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臺獨黨。

同時間，海外臺獨也不願自外於解嚴後島內的新形勢，而紛紛回歸臺灣以求使臺獨落地生根，但回歸後亦面臨挑戰。

武裝革命

面對國民黨政府對島內的威權統治，海外臺獨只能在海外徒呼負負，直接著力點實在有限。有些海外臺獨借鏡過去第三世界國家對抗獨裁政權成功的經驗，而鼓吹激昂的建國誓言，欲採行一條體制外的革命路線，甚至後來參與數起暗殺及暴力行動。革命與暴力的激烈行動手段，不僅令國民黨政府視之為寇讎，當時同情臺獨的美國政府及國會議員都不免要與其劃清界線，並引來美國政府的關切。而對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海外臺灣人社群，這種革命路線亦不易得到支持。

各界反應

臺灣自身創造許多奇蹟，無論是經濟上的成就，或是解嚴以來未經流血動亂的民主成果。不過對於臺灣現狀的客觀描述——臺獨，一路走來遮遮掩掩。由於具備相當的彈性及適應力，臺獨成為戰後臺灣政治的一個走向。另一方面，由於文字語句有「字面意義」（sence）與「指涉意義」（reference），「臺獨」一辭照其戰後以來的意涵演變，已經離字面意義「臺灣獨立」愈來愈遠，而偏向某些特殊意涵的指涉意義。亦有論者將臺灣戰後以來的許多政治、社會、文化運動都擴大解釋為一種臺獨。

政府體制

戰後臺灣歷史上的政治領導人，無論是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等人，在有意無意間都難免虛實與真實互相參雜、反覆多變，只是風格有所差異。從1949年起，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在政治疆界上與中國全然切割為兩個不同的國度。不過外部的國際情勢讓國民黨政府重新得到美國的支持，在臺灣保持住其中華民國的法統，並力行統一政策；而蔣中正與蔣經國兩位總統由於其堅定之「反共」立場，堅守臺灣抗拒共產中國之統戰，更確立「客觀的臺獨」（被動下的暗獨）局面。

因此，在戰後臺獨之發展與演變、乃至前進與鞏固，雖然這種「臺獨」進程並非出自其本意，兩蔣仍佔據顯要的歷史地位。雖然國民黨政府被視為是實施威權統治，為了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宣傳其屬於「自由陣營」的一員，所以仍保留極有限度的民主成為佐證之一，孕育出體制內的臺獨種子。不過在1971年被排除出聯合國後，縱使讓代表中國的迷夢破碎，臺灣依然乘載此中國「母體」的包袱，包括整個國家的政府體制、意識思維依然壟罩在中國的身影下。而儘管威權體制中的選舉經常只是「沒有選擇的選舉」（election without choice），但依然造成威權體制的嚴重缺口。

至解嚴後，臺灣漸漸拋棄舊法統包袱。李登輝初掌權位之始，深諳運用兩手策略之哲學，一方面以反臺獨、謹守一中，使國民黨法統力量不得不為其羽翼；另一方面又大步推展「實質的臺獨」之進程，讓臺獨很難不助其一臂之力。李登輝在國民黨法統勢力與臺獨之間左右逢源，使其順利在一場場凶險的政治鬥爭裡成為最後的勝利者，隨之「民主先生」的美譽更確保其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歷史地位。

以臺灣的有限條件，領導人欲再造個人聲望的巔峰，尋求與中國關係的突破是奠立個人歷史地位最佳的途徑，無論是促進台灣與中國合併，完成統一大業；或是徹底斷絕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要求，達到百分之百的臺獨。李登輝在卸任前便宣示「特殊兩國論」，將其歷史地位寄託在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已經深化民主的臺灣，一切正當權力基礎的來源既然根植於臺灣全體住民，那麼本土化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而本土化必然走向臺灣化。

情報機構

與國民黨政府對外省族群「共匪」的疑懼相同，對臺籍人士則充滿「臺獨」的戒心。

主要政黨

戰後初期國民黨的價值思維與政治意向，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絕對無意、也不願造成任何臺獨之進程。但在歷史角色的扮演中，國民黨還是不自覺、非自願地被捲入，成為戰後臺獨進程的重要推手之一。「李登輝路線」在國民黨內成為主流之後，大量接受早期黨外到民進黨、甚至海外臺獨許多民主化、本土化的主張與觀念。這些訴求、主張的背後是臺獨賴以滋養與茁壯的土壤，讓李登輝執政12年的利弊得失，也不免陷入其所造成的臺獨進程之疑義風暴當中。

在解嚴前，臺灣的反對力量從黨外到民進黨成立，對臺獨的立場並非絕對堅定。不過作為島內黨外民主運動的傳承力量，民進黨在創黨黨綱揭櫫「臺灣前途應由全體住民決定」之「住民自決」理念，而程序是透過「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的「全民公投」確立民進黨黨魂為「自決」與「公投」。其後民進黨更在黨章列明，欲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來建立臺灣共和國，使「建制的臺獨」之鼓吹登上中華民國法統體制內外。

民進黨身為島內本土臺獨的代表性力量，外部必須面對近半世紀國民黨身根柢故的反臺獨之法統與統治權威，同時內部又必須整合包括海外臺獨在內的各方派系勢力的臺獨共識，充滿折衝和妥協。民進黨不僅打破國民黨長期的一黨執政和壟斷，也在配合、試驗與「第一位臺灣人總統」李登輝的鬥爭、競爭與合作關係。民進黨臺獨訴求從黨外至創黨曲折前進，如何在堅持落實臺獨黨魂的基礎下，與政治現實的妥協之間求取平衡點，成為邁向執政的一大考驗。

統派團體

戰後臺灣內部對臺、中關係的理解與期待，大致可分為「趨臺獨／臺獨」與「趨中統／反臺獨」兩個方向，而戰後臺獨之發展與演變很大部分正是兩方的角力、拉鋸的結果。而臺獨進程能否持續推升的一大關鍵，除了臺獨本身實力外，還須衡量反臺獨的浪潮有多大。表面上，臺獨與反臺獨絕對是完全相反的兩個方向，但並不意味雙方就必定水火難容。在威權政治時代，黨外統派亦曾經與臺獨攜手合作對抗國民黨。不過臺灣的反臺獨者與中國的統戰人士，其對中國統一的憧憬也是南轅北轍，因此定義「反臺獨」與定義臺獨一般不能一概而論。

其中反臺獨力量主要有兩股，一則主要為臺灣內部兩蔣法統勢力的遺緒，另一則為外部逐漸崛起之中國。雖然臺灣民主的體制有其脆弱的一面，但基本上內部臺獨與反臺獨的鬥爭，還可仰賴民主機制之調和，而不至陷入絕對的僵局。不過外部中國強權對臺獨之威壓，動輒以武力恫嚇。而在臺獨執政後，臺灣統派因失去兩蔣法統頓失所依，加上政治利益使然，遂轉而與中國在反臺獨的道路上日趨一致。

在不少中華民族主義信念堅定者的眼中，本土化與臺灣與臺獨無異，是披著中華民國外皮的暗獨。例如王曉波、馬起華、及南方朔等幾位論述者，其著作常是站在負面角度來看待臺獨之發展與演變。長期與海外臺獨留學生處於對立面的國民黨學生，在馬英九等人主導下編有《波士頓通訊》，對海外臺獨亦有近身觀察與負面批判。這一些論述海外臺獨的負面評價資料常在臺獨面臨分裂、衝突或是遭瓶頸時，給予毫無保留地揭露。

學術研究

戰後臺灣史研究長期以來是歸屬於「中國史學」的大架構內，與戰後臺灣重歸中國版圖之政治處境相若。而且隨著戒嚴及威權體制的主控臺灣全局，為著實際政治上的需要，「中國史學」範疇裡之「臺灣史研究」自然沾染著濃厚之政治工具性。直到政治權威的解除，戰後「臺灣史學」才隨著臺灣經驗的深化與擴充而逐漸確立。但正因為「中國本位史觀」長期掌控臺灣史的詮釋，對照出當前臺灣史研究更多的新異解釋空間。

「臺灣史學界」在臺灣史研究的各項領域如雨後春筍般蓬勃。但由於發展時間不長，所以即使到了1990年代初期，其職業化的基礎仍相當薄弱，讓後繼研究者有更多發展的可能。

民間社會

與歷史上許多重大的爭議事件或人物一般，戰後臺獨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或意涵。有人一看「臺獨」二字，動輒將其與戰爭、動亂劃上等號，認為臺獨會為臺灣帶來毀滅與倒退。相反地，有人卻堅信臺獨是臺灣的「救世主」（the one），會帶領臺灣「出中國」，終結戰後臺灣的虛擬圖像，使臺灣邁向「真實化」。在許多人的意象或認知裡，「臺灣」與中世紀的「英格蘭」、「法蘭西」、「義大利」一般，不過是個地理名詞。

「二二八事件」本身與臺獨的連結性有限，但戰後臺獨的源頭、與戰後臺獨蔓生的養分均指向「二二八事件」，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置更讓二二八傷口得以滋養戰後臺獨的壯大。不過在威權統治及制式教育的洗禮下，人們被灌輸教條、謊言與神話，渾然不知「母體」早已消失。體現臺灣現狀之一的臺獨，長期遭受「汙名化」的待遇，而鮮少理性的思考。

「美麗島事件」使得臺獨得到一次前所未見之全島性與國際性宣傳，許多人從來沒有意識到的臺獨思考點因而獲得啟蒙，同時臺獨種子也在不知不覺間悄悄傳播臺灣各地。

其他反應

中國大陸

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臺灣一刻，卻稱臺灣不能脫離「它」而獨立，更進而在國際社會間，與列強共同建構「一個中國」的虛擬幻境。

中國方面對臺獨的論述，多是環繞在美國因素、美帝介入等觀點。從美國的外交檔案或是國會紀錄裡有關臺獨議題的部分來分析，中國學者之論據不全為誣。此外，中國學者對臺獨理論、臺獨組織、路線及方針等，有其迥異於臺灣內部的思索方向，對臺灣內部的民主化和本土化運動，常視之為各種類型的臺獨，尤其對「李登輝路線」的批判更是不遺餘力。

臺灣至今無法成為一個在法理上完備之「名實相符」的正常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阻礙是其中原因之一。在對岸動的輒武力威脅下，使得不少人對臺獨戒慎恐懼，甚至將其視為毒蛇猛獸、與戰爭劃上等號，聽到臺獨便全然排斥，甚且失去理性思索的空間。

美國

臺獨與國際情勢的演變經常是一個「時序錯置」（Anachronism）的運動，其中以美國的意向最為顯著。不少早期論述臺獨者總將臺獨與帝國主義劃上等號，尤其是美帝的介入。戰後美國對臺灣問題存在著許多的想法與企圖，但不是單向式地想造成何等的臺灣局面。以現實作準則，美國對臺灣未來的政策規劃是植基在整個亞太、乃至國際局勢思考脈絡下的架構。在韓戰爆發後，美國對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取捨產生轉變。

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於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之不斷擴張深表不滿與憂心，在東亞局勢上對臺灣地位的思索，在1950年韓戰爆發後有微妙的轉變。然而，冷戰策略的轉向、以及終究必須面對中國存在的現實，美國默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步開展其國際空間。

國際社會

當戰後初期國際情勢有利於臺獨發展時，臺獨（法理獨立）本身實力不足，加以國民黨政府（暗獨）自縛退路而一再錯失良機。在新秩序中，臺灣一如往昔沒有任何參加意見的空間，長期淪為列強權力爭衡的棋子，且是戰後首波臺獨夭折的關鍵要素之一。1970年代以前，美國基於冷戰圍堵策略，為了抵制原屬蘇聯陣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漠視事實，而讓國民黨治下之臺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聯合國裡代表整個中國，致使聯合國大會年年上演中國代表權之爭。

但當國民黨政府仍堅持名實不符的法統、不肯與任何臺獨進程沾染關係，以致喪失先機失去聯大席次，以及在國際社會節節敗退，連帶使臺獨進程陷入困境。當臺獨於1990年代在島內合流、並整合各方臺獨勢力，而漸躍居臺灣主流政治意識時，國際間沒有臺獨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反而制約臺獨的進程。外部因素除了日漸增強的中國壓力之牽制外，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力量基於本身的國家利益，亦不願輕易與興起的中國強權為臺獨而發生衝突。

不過臺灣與中國掌權者之間的臺、中關係賽局選擇，因加入以美、日等觀棋者所共組的更大之國際賽局，使得臺灣尚能尋覓政治運作折衝的空間，牽制中國無法以「放大絕招」的方式橫掃臺灣。但儘管臺灣可尋求美、日等國之助力而維持臺海局勢之平衡，臺灣在國際政治角力中所能自主的力量極其有限，並不意味著國際力量將任臺灣全然順遂己意而行。

造成影響

政治案件

國民黨聲稱為了因應內、外危機與威脅，不得不採行威權統治，造成所謂的「白色恐怖」。其中，政治案件之大宗多數是「匪諜」案。威權政治體制下的臺灣，在白色恐怖的環境裡幾乎毫無臺獨鑽探的縫隙。但對於臺籍人士，國民黨政府情治單位動輒以虛構的臺獨罪行入罪於政治犯，造成不少的冤案、假案與錯案頻生。這也造成在威權政治體制下的政治事件或白色恐怖案件，留下的檔案資料充滿捏造紀錄，臺獨案件中與臺獨的牽連可能具虛妄成分。

但同時，被以「臺獨」入罪繫獄的相關者，往往一方面痛罵國民黨攀誣罪名，其當年並非臺獨，而事後則紛紛請領補償金；另一方面，又極為享受此臺獨光環，誇稱己身或旁人的臺獨事蹟，並頻頻以其臺獨資歷充當己身的政治資產。這些皆使臺獨事件真假難辨，也易誤導研究者的解讀。其中有臺獨疑義的政治案件包括「蘇東啟案」、雷震組黨事件。

族群認同

島內族群政治認同之分歧和對抗，是阻礙臺獨進程的要素之一。臺灣族群間對以福佬人居主流之邁向「建制的臺獨」的不信任和充滿疑慮，不但未因公眾意見能充分表達及溝通而獲得緩和，許多人反倒將臺獨視為魔咒，深根柢固地壟罩在心頭，成為一塊揮之不去的臺獨陰影。

相關研究

昔日臺獨研究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跟學術研究絕緣。戒嚴時期對有關臺獨議題作論述的文章，多是發端、植基於特定意識形態、政治目的或政治需求之上，極少是從學術文字的角度出發。多數所謂臺獨之「研究成果」的作品問世，多半不是國民黨政府、反臺獨者的充滿撻伐之作，便是臺獨者的政治運動宣傳。其中一些文章發表在反臺獨立場強烈之期刊上，欠缺邏輯上一致的史觀、疏漏錯誤之處不少，「美麗島事件」前後是其出現的高峰期。這反映那樣政治時空條件下，當權者及某部分臺灣人對臺獨的解讀及看法。

拜臺灣民主化、自由化所賜，學界的研究隱晦隨著政治力的消退而一一解禁，加上已累積更多臺獨相關史料及研究論著基礎，學術上的臺獨研究有寬廣的開拓空間及可能性。但以「臺獨」作為主題之研究成果依然極其有限。從事有關臺獨的研究者常被賦予太多政治的聯想，有時不免被臆測其政治傾向，甚至用有色眼光來看待其研究成果。

在臺灣史學界之外，法國學者克勞德（Claude Geoffroy）雖有《臺灣獨立運動：起源及1945年以後的發展》之著作，架構堪稱為整，將臺灣島內外之臺獨、及反對運動作總回顧。但限於作者本身的生長環境（外國人的觀點侷限）等主客觀條件，因此其研究的深度有所不足。旅居美國的劉添財長期留意海外臺獨的發展與演變，並有數本主要關於海外臺獨的研究論集，以負面的評述居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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