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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機關

威權統治者之個人作為，在行憲之後建立威權統治體制，維繫與傳承個人集權。威權統治者再造黨國體制，違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與侵害人權。威權統治時期，軍事審判體制及其規範基礎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當局透過軍事審判之體制及權力範圍的法制基礎，執行不法之審判，進而產出司法不法之判決。同時，威權統治時期黨國體制滲透及干預司法體系，黨化司法體系的運作。而壓迫體制的規模龐大，各情治機關跨機關協力的案例甚多。

威權統治者

威權統治者在其所掌控的執政黨內進行體制改造，建立起權力集中於一人的黨國體制。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5條之規定，條例所謂之「威權統治者」應符合三個要件：（一）威權時期的統治者；（二）破壞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建立威權體制者；（三）利用威權體制而侵犯人權者。因此，在臺灣威權統治時期之統治者符合此威權統治者三要件者，為以最高統治之身分建立威權統治體制、破壞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分權制衡，以及透過威權體制侵害人權之總統蔣中正；以及繼承威權統治，以黨國體制進行社會控制及侵害人權的總統蔣經國。

依照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在歷經了軍政時期、訓政時期之後，本應於1947年12月25日行憲之後進入憲政時期，卻未如此。在行憲前，中華民國依《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是一個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體制，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可以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對約法的解釋權也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一旦進入憲政時期，國家理應走向五權分立、分權制衡的憲政秩序，政黨應當回復為一般結社組織，不當再凌駕於國家運作的機制之上。然而，中華民國於行憲之後，並沒有朝向分權制衡的憲政體制發展。

主要原因係威權統治者藉內戰情勢之名，賦予總統權力成立高於五院的國防會議、國家安全會議等組織，進而使國民黨的組織可以在總統的意志下以介入國家體制運作。威權統治者主要從國家體制層面、黨組織層面、統治者個人層面三種層面，破壞憲政秩序的平衡，致使黨國再度重歸回為一體，權力集中於統治者總統個人，造成「威權統治者」的產生。一開始，這些組織在憲政體制下猶非正式機關，其後卻逐漸透過動員戡亂等非常法制，使其形式合法化。在黨、政、軍各方權力高度集中於「總統」一人的情形下，非常體制之運作，破壞了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基本的權力分立而制衡的架構，造成實質違憲情形。

1975年，蔣中正逝世之後，社會湧現大量紀念緬懷其個人的象徵物，內政部甚至特別為其頒定《紀念總統蔣公有關事項》，此亦國家權力高度集中於個人之體現。因此，此一權力高度集中於個人之黨國體制，並未隨蔣中正個人的逝世而中止，其長子、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隨即在蔣中正逝世後接任國民黨主席，成為黨內最高領導人，中國國民黨並將總裁一職永久留予蔣中正。1978年，蔣經國當選總統，成為黨、政、軍大權高度集中的威權統治者。

軍事審判

戰後臺灣威權統治時期，係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戒嚴法》為法制基礎而建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憲法上若干規定，加上因戰爭、內亂施行之《戒嚴法》，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得以在臺灣箝制自由民主制度。其中，《戒嚴法》第8條54規定軍事機關在接戰地域中，可以取得特定刑事案件的審判權，使得接戰地域有關國防軍事或對社會治安有重大關係之刑事案件，皆由軍事機關審判，本期望由即決裁判來穩定威權統治之秩序。

權統治時期軍事審判體制在案件劃分程序面上，因《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戒嚴法》之修正，許多如殺人、強盜罪等非軍人所犯特定案件，本應進入普通刑事司法系統審理的案件，卻改進入軍事審判系統處理，以致威權統治時期不少案件從軍事審判系統產生。1945年後，國民政府在臺灣施行之軍事審判體制，其規範基礎係源自於中國大陸時期之法規範。在1956年以前，主要依據戰前國民政府制定之《陸海空軍審判法》及《戰時陸海以致於空軍審判簡易規程》而進行。1956年以後，由於《軍事審判法》之制定，致軍事案件之審判程序有較為詳細的規定，不若以往之簡略。

因此，威權統治時期的加害體制圖像中，軍事審判制度係構成該圖像之重要部分。在實體面上，在軍事審判系統之大多數政治案件，多以《懲治叛亂條例》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認定罪刑。統治者為穩定其統治地位，以軍事審判體制作為鞏固威權統治的手段，包括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戒嚴法》、《懲治叛亂條例》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法律條文，將部分應歸普通司法系統之刑事案件轉移到軍事審判體系中，再以實體法律之構成要件擴大解釋入罪。

司法體系

在威權統治時期，司法實務上是否果真能恪遵憲法第80條之規定，一向頗受外界質疑。司法體系在威權統治時期受黨國體制影響甚深，未能超越、獨立於黨國體制之外。1947年行憲前的訓政時期政府體制，是一套以國民黨為中心之黨國體制，從法制到實踐全面貫徹一黨專政下的「以黨領政」，於司法層面承續自戰前中國開始推行的「黨化司法」政策，否定「司法獨立」、「司法官不入黨」。行憲後，訓政時期的黨治遺緒直接反應在臺灣的司法官組成，大量過去受惠於國民黨「黨人化」措施而成為司法官的人士，繼續留在司法體系，甚至擔任要職。

中央政府遷臺後，中國國民黨延續對於司法權之控制，仍繼續依循過去其在中國原有的黨治經驗，繼續在臺推行司法黨化政策，並未因行憲而告終止。其中，在推動司法人員身分與黨員身分結合之目標上，除了直接令黨員者進入司法體系外，亦藉由在司法體系內發展黨組織之方式，吸收現任或即將從事司法工作之司法官及人員加入國民黨，在法院及檢察署設立黨組織等方式「以黨透政」，對司法體系產生實質上的制度性影響。

同時在威權統治時期，黨國體制對個別司法官控制思想，並透過透過制度設計黨化司法官培訓。「黨化教育」被施行於司法體系，在司法體系中灌輸黨義思想，使院、檢人員之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與黨國一致，達成藉「黨義化」而能「黨化司法」之目標。司法官還受到思想監控並影響人事考核，而「黨」之意志還介入司法政策之形成與執行。

國安系統

國安情治系統是支撐威權統治壓迫體制運作最重要的工具。國民政府於遷臺前，即已在臺灣部署情治系統，此後，在臺的情治工作係由蔣中正、蔣經國父子掌控。為了確保政權，威權統治者透過《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法律，賦予情治機關使用非常手段以逮捉「匪諜」的權力，甚至羅織罪名逮捕思想犯。威權統治時期政府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多交由軍事審判體制及情治系統執行。換言之，軍事審判是政府實行鎮壓的方法，而協助且擴大政府鎮壓的，實為情治系統。

戰後主導臺灣白色恐怖的情治單位是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局既是國安情治系統的指揮者，亦是構成威權統治時期壓迫體制的指導者。最初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潰敗、中央遷臺的背景下，嘗試建立情治機關的統一指揮系統，為其利用軍事審判鎮壓「異議者」與監控一般人民奠定組織上的基礎。由政治行動委員會、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誕生開始，其後再改組成立國家安全局。其中國家安全局指揮、督導各情治單位執掌的重要業務。

除國家安全局外，威權統治時期重要的情治單位尚有國防部保密局（後改制為國防部情報局、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內政部調查局（後改隸屬司法行政部、法務部）、國防部總政治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後改制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政府警務處、內政部警政署等，負責實際情治工作執行，並參與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案件之調查、情蒐、偵辦、審判及監控。其中，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為戒嚴時期臺灣地區之最高治安主責機關。其組織權責、任務執掌與運作遠超過「情治工作」，不論政治案件或政治偵防均參與甚深，包含調查、偵查、起訴到審判、執行等各階段均有參與。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與政治案件偵辦、政治偵防業務較為直接相關的組織，包含保安處、特檢處、電信監察處、特種調查室以及軍法處等單位。不過威權統治時期政府對國民的人權侵害，是由不同機關協力完成作機制進行的，並依時間先後順序、執行方式及參與機關分為不同的階段。儘管情治系統內各個機關有其各自職掌的職權範圍，但只依靠單一情治機關無法穩固威權統治，許多情治工作必須倚靠跨機關的協助合作方能進行。而在情治機關以外，其他政府行政機關、中國國民黨政黨組織亦有參與執行政治偵防、迫害人權或宣揚黨國思想之行為，協助穩固威權統治。

不法行為

政治案件

人數統計

有關威權統治時期因二二八事件、叛亂、匪諜案件而逮捕、調查、偵查、起訴、通緝、審判、執行或其他受公權力侵害之「政治案件當事人」的人數統計，一直欠缺完整的官方數據。1988年11月5日，立法院在審查政治犯李世傑、胡學古等人針對《國家安全法》第9條限制上訴的規定提出請願書時，代表法務部出席的主任檢察官陳守煌表示在戒嚴38年中，統計非現役軍人的刑事案件共有29,407件。但這數字未包含二二八事件，亦夾雜非現役軍人因一般刑事案件（非叛亂、匪諜）接受軍事審判者。

不過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受害規模有多大，仍是各界一直關心的問題。2005年7月，國防部完成的「清查戒嚴時期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統計，指出因叛亂、匪諜罪名遭審判者有16,132人。但這些官方數據都欠缺原始資料可供比對。而直到政治案件相關檔案持續出土，可供查證的資料才有增加。

對於「政治案件當事人」人數，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過去曾依《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獲得政府補償、賠償的當事人名單為基礎，加上2005年國防部清查的「戒嚴時期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名冊」當事人名單、及「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所收錄之當事人進行推估，將重複列名的當事人排除後，推估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案件當事人」的人數有22,028人。

山地控制

威權統治時期，政府以國家安全、防範共產黨滲透、保護山地治安為主要理由，創設繁複的法令規則，藉由山地行政、警備、軍隊及情治機關等跨機關協力，在原住民族社會文化為主之山地地區，另外實行一套獨立於其他地區的「山地警備體系」。這套情治系統於原住民族所居住之山地建立的體系業務，雖歷經多次變革，但直至臺灣及澎湖解嚴前，以戰後初期建立的體系及「山地治安指揮所」組成為核心基礎，執行各項調查、保防及情蒐等工作，運作大致都無改變。

參考文獻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任務總結報告（緒論）》. 臺灣臺北: 行政院.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任務總結報告（第一部） 總論》. 臺灣臺北: 行政院.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任務總結報告（第二部） 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端：壓迫體制及其圖像》. 臺灣臺北: 行政院.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任務總結報告（第三部） 促轉會規劃之推動轉型正義方案》. 臺灣臺北: 行政院.

•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一） 清理威權遺緒》. 臺灣新北: 臺灣新北. ISBN 978-9869211307.
•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二） 記憶歷史傷痕》. 臺灣新北: 衛城出版. ISBN 978-9869211307.
•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三） 面對未竟之業》. 臺灣新北: 衛城出版. ISBN 978-9869211307.

• 薛化元、陳翠蓮、吳鯤魯、李福鐘、楊秀菁. 《戰後臺灣人權史》. 臺灣臺北: 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 ISBN 978-9570156942.
• 魏廷朝. 《臺灣人權報告書：1949～1996》. 臺灣臺北: 朝陽雜誌社. ISBN 978-9868389700.
• 蘇瑞鏘. 《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 臺灣新北: 稻鄉出版社. ISBN 978-9866078477.
• 陳儀深. 《認同的代價與力量：戒嚴時期台獨四大案件探微》. 臺灣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SBN 978-9860587623.

• 倪子修 (ed.). 《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之法律與歷史探討》. 臺灣臺北: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ISBN 978-9573046608.
• 許雪姬、黃美滋、薛化元 (ed.). 《「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紀錄》. 臺灣臺北: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ISBN 978-9573046646.
• 陳志龍、邱榮舉、倪子修 (ed.). 《臺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 臺灣臺北: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ISBN 978-9573046677.

• 張炎憲、陳美蓉 (ed.). 《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 臺灣臺北: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台灣歷史學會. ISBN 978-9868513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