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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扬州十日记，《嘉定乙酉纪事》《江变记略》这类笔记记载的满清暴行，大家或许都不陌生。

而下面，我主要列举满清官方资料，以及第三方叙述的满清暴行。

第一部分：满清官方屠杀文告

首先，满清自己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第二部分：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1、满清官方资料和第三方资料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Jiadin massacre

嘉定大屠殺，“市民之中，懸樑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阻。城內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紛紛投河死，水為之不流。”“日晝街坊當眾姦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 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入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嘉定乙酉紀 事》）

Guangzhou massacre

广州大屠杀，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资料证实。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 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 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 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 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 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远离世俗的出家人，则记载了这次大屠杀的具体规模。

《广州市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馀烬’合葬立碑”。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70万人遇害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当年负责收尸的和尚们记载下来的，可是说是直接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至今还记录在广州大佛寺的网页上。我佛慈悲，出家人果真不打妄语。

　　经过满清的大规模屠杀后，“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官方档案中记载如下：

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

满清最高统治者参与大屠杀的铁证：

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扬州十日的大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将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满清最高酋长。

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

2、各种时人笔记和地方志的记载。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 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

南昌大屠杀，“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 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 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 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嘉定大屠杀，“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 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 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这个就不多说了。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 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 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分散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Yangzhou massacre

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1614—1661，中文名卫匡国，字济泰）所著《鞑靼战纪》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

“他们的攻势如闪电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 鞑靼王 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史可法）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 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Jiangyin massacre

Jiangyin massacre 阎应元被江阴人民推为城主后，想尽办法守城，歼毙清军无数，致使清将咬牙切齿发狠说： “我们一路得北京，下南京，未尝费力。江阴拳大的地方，怎敢如此抵抗！清廷震怒，刘良佐、李成栋、土国宝等降将以及满将石堪、博洛等人统二十万大军，把江阴城团团包围。 　　 延至八月二十一日，由于清军从南京运来二十四门巨炮，连轰连击，江阴城墙倒塌数处，清军趁机攻入，江阴失陷。江阴义兵皆血战而死。城内男女老少，争相赴水、投火、自刎、上吊自杀。清军连杀二日，直到找不到活人才封刀。江阴一城，共有近二十万人被杀。积尸如山，流血漂石，难怪时人作诗叹息：“提起江阴城破日，石人也要泪千行。”（《江山孤忠录》） 　　 　　阎应元知事不济，提笔沾墨，在东城敌楼门上题字：“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讫，他上马提刀，杀清兵数十人，最终身负重伤，摔于马下。 　　 挣扎间，阎应元拨刀自刺已胸，跃投湖中，有义民上前援救。恰好，刘良佐手下兵卒忽至，大呼“阎公乃刘将军老友，一定要活人！”于是，阎应元被押入佛寺，去见刘良佐。 　　 刘良佐见阎应元至，跃起近前，手拍阎应元肩膀大哭。 降将汉奸，嚎声啕啕，泪水涓涓，真不知他当时心中何思何想。 阎应元怒斥：“哭为何来，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 未及刘良佐劝降，清朝豫王多铎本人突入佛寺，坐于堂上，点名要阎应元投降。 大英雄挺立不屈，背对多铎，骂不绝口。 刘良佐忽然变脸，为向满洲主子表忠心，他抢过一个士卒的长枪，直刺阎应元大腿，把英雄刺仆于地。 血如泉涌，阎应元依旧大骂不屈。 日暮时分，阎应元被押至栖霞阉，虽然因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他仍旧高呼“速杀我”不绝。 多铎闻之恼怒，命刘良佐率人，酷刑处死了阎应元。 大明烈士，一魂冲天。`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

“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Liaodong massacre

天命九年正月，努爾哈赤下九次汗諭，清查所謂“無穀之人”（每人有穀不及五金鬥的漢人），並諭令八旗官兵“應將無穀之人視為仇敵”，“捕之送來”，最後於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殺了從各處查出送來之無穀之尼堪（滿語之謂漢人）”。這是公開的種族滅絕！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爾哈赤又指責漢民“窩藏奸細，接受劄付，叛逃不絕”，命令八旗貝勒和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官將，帶領士卒對村莊的漢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馬斬殺”。 作為第三方的朝鮮史料，《李朝實錄》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記載了遼東漢人的悲慘遭遇： “時奴賊既得遼陽，遼東八站軍民不樂從胡者，多至江邊…… 其後，賊大至，義民不肯剃頭者，皆投鴨水（鴨綠江）以死。”

Guangzhou massacre

尚可喜的南下征途，可謂一路所向披靡。直到順治七年，他打到廣州城下。

當時，廣州城守將為南明兩廣總督杜永和（原為李成棟之副將），清兵則駐營在城北白雲山下。根據《四王合傳》、《清史稿》的記載：廣州一役“圍合 十閱月 ”，說明圍城的時間整整跨越了10個月份。毫無疑問，這是一場艱苦的拉鋸戰。時人戴耘野《行在陽秋》記載了當時廣州市民英勇抵抗的情形：“城中人亦攖城自 守，男子上城，婦女饋餉(送飯)。清兵環圍城外……”侵略者損失慘重，清將尚可福等被擊斃，《尚氏宗譜》記載清寇屍體在攻城地點下堆得幾乎和城牆一樣高。 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記載：“張月等猶擊敗可喜軍，燒其鐵甲去；又以炮碎可喜及耿繼茂案，二人方共食，幸不死。可喜以兵攻西門，月(張月)以大炮擊之， 殺其兵千人。”

南明守軍兵多糧足，士氣高漲，並且疏通了三道河流，引海水環繞其間，河床泥濘不堪，使清兵寸步難行。雙方先後展開三場激戰，均以清兵潰敗告終。 可是情 況卻在後期因為一個叛徒的出現而急轉直下：當時把守西門外城的主將叫范承恩，本是淮安府公差出身，由於“目不識丁”而被人譏為“草包”。舊曆十月初十南明 永曆皇帝誕辰的那天，文武官員在現在廣州的“五層樓”飲宴慶賀，有人失言當眾戲稱範為“草包”。範惱羞成怒，暗中勾結清兵，作為報復。清兵從西門外城發起 強攻，舍騎徒步，跋涉強渡。範承恩乘機獻上外城出降，同時還決炮臺之水。清兵得以“藉薪競渡，遂得炮臺”，轉而發炮猛轟內城。局勢急轉直下，直至無法逆 轉。

《劍橋中國明代史》記載：“1650年秋末，清軍突破明朝在廣東和廣西的防禦。11月24日，尚可喜終於攻克廣州，他使這座城市(它頑強地堅持了八個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殺。”

或許是因為攻佔這座城池耗費了尚可喜太多的兵力，也或許是市民頑強的抵抗以及不合作態度最終激怒了他。廣州淪陷之後，尚可喜大開殺戒。這是對嶺南發展歷史以及尚可喜本人來說都影響深遠的事件——廣州“庚寅之劫”。

據清代官方史載，這場屠城，斬廣州“兵民萬餘”，又“追剿余眾至海濱，溺死者無算”。廣東地方文獻《廣州城坊志》轉引方恒泰《橡坪詩話》的記 載：“……城前後左右四十裏，盡行屠戮，死者六十余萬人。相傳城中人士竄伏六脈渠約六七千人，適天雨，瀆溺幾盡，其所存僅二人，雙門底劉中山其一也。”“ 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門甕城關帝廟神像腹中，得免誅戮。”

當時在華的意大利籍耶■會士衛匡國(MartinMartini，1614～1661)，于《韃靼戰紀》中記錄了他所親歷的這場劫難：“大屠殺 從11 月24日一直進行到12月5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別的，只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但韃靼人饒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術為 自己服務，又饒恕了一些強壯的男人，為他們運送從城裏搶到的東西。最後，在12月6日發出佈告，禁止燒殺搶掠。除去攻城期間死掉的人以外，他們已經屠殺了 十萬人。”

荷蘭使臣約翰•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中亦記述到:“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淒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 壞，搶走一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 殺、劫掠；凡有足夠財力者，都不惜代價以贖命，然後逃脫這些慘無人道的屠夫之手。”

Chaozhou massacre

潮州大屠殺，“縱兵屠掠，遺骸十余萬”，揭陽縣觀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屍聚焚於西湖山，將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縣屠城死難5萬餘人，梵天寺主持釋無疑收屍合葬于寺東北一裏之地，建亭“無祠亭”，墓碑上則刻“萬善同歸所”

Sichuan massacre

据《明會要》記載：明萬歷六年（1578年）四川省有“戶二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萬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減至“ 一萬八千零九十侗（嘉慶《四川道志》卷十七），出現了有史以來四川人口的最低記錄。從310萬降到1.8萬，下降率是99.4%，整個成都城人口一度降到 不足20戶。“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這是1649年滿清在四川貼出的公告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3]，说明一下，这 里所谓运量行间，就是指康熙十九年王骘“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这个所谓的荡平当然是在康熙统治下，清军所进行的屠杀！

清军于1647年在四川公开发布告示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

四川地区被害者达300万，到康熙时期全川仅剩人口8万余人。根据史料记载统计，张献忠在川两年期间造成的死亡人数约14万人。而在张献忠死后近二十年里，清军对四川的屠杀一直未停止过。